于欢案改判，并不值得欢呼雀跃

2017年6月23日上午9时，曾轰动整个朋友圈的“辱母杀人案”公开宣：于欢防卫过当，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个案子总算尘埃落定！

从一审的“故意伤害”到二审的“防卫过当、故意伤害”，从一审的“不能正确处理冲突”到二审的“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之母的过错等情节”，无论证据链还是情节认定，二审判决都比较接近民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于欢案的正义虽然迟到了一会，但至少没有缺席，最后终于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出现了！

总之，这是一件大好事。

和当时公众对司法机关一片骂声不同的是，这次，几乎所有人都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司法点赞。

大家一致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量刑准确，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既符合严格司法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公平公正的朴素正义观，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情理法的统一。

大家一致欢呼正义的胜利：法律终于和事实真相站在了一起；法官的水平提高了，法治进步……

呼声不一而足，除了个别人坚持应该无罪释放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认为这个判决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万众齐呼之下，司法公信力得到空前提升，人们也对中国法制建设再次充满希望。

看到网上的留言，其实，我的内心并不是特别高兴：本该如此改判，欢呼什么呢？

这种欢呼，不但一点也不喜庆，反而充满悲壮。

于欢案，从事实层面讲，本来就构成防卫过当，从法律层面讲，本就不该被判处无期徒刑；从整个司法建设层面讲，司法本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虽然这里的公平正义可能和公众心内的公平正义观有一点点出入，但绝不会超出一般人对法律的预期。

最重要的是，于欢案能够改判，该感谢的首先不该是司法机关，而是媒体。

于欢案完全是因为《南方周末》的报道，才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司法机关才不得不回应的。

对于一个刑事案件，无论司法机关还是司法工作人员，还是社会公众，都需要抛开情绪，回归问题和正义本身。因为舆论容易情绪化，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我们并不希望舆论干预司法。但是，我们并不排斥舆论对司法加以适度的监督。这种监督的效果，从近几年冤假错案的改判来看，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如果几乎所有的案件被改判，都是因为媒体披露后，司法机关才被动回应，这种纠错机制本身就是对法治的讽刺。

虽然我们追求司法民主化，但一个案子通过这种方式才受到关注、才得以改判，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时刻都可能是于欢，而不是每一个于欢案最后都会被媒体披露出来——毕竟，在中国，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不多，可以说，就这一家。

所以，只要司法本身没有真正发挥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相信万万千千的“于欢”永远都得不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公平和正义。

希望司法的威信、法律的尊严和法治的进步，不会受一个案件太多的影响——至少，不会因为一个案件的改判而出现万民齐呼的情形，而是，法律及法治所内含的公开、公正、公平等价值本身能成为民众的信仰。

这才是我们应该欢呼的。